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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讲求德政仁治，重视伦常，提倡和谐，追求安定是其总体特征，行政伦理的本质上独具宗法性、行政道德的修养方面注重“实践”性、行政人格具有双重性、行政伦理规范上突出“情感”性、行政伦理体系中尽显人文性等是其鲜明特色。这些特点初步奠定了儒家行政伦理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孔子；行政伦理；德政仁治；为政者
　　人类历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可见任何思想道德的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也不例外，它陷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历史背景之下，在继承和发展前人行政伦理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行政伦理的本质上独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继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法伦理，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以孝悌为根本，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这一特点可追踪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原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从中可见“仁”的最低标准是不“犯上作乱”，用于维护统治秩序，“仁”的根本是“孝弟”，用于维护家庭秩序，是维护宗法秩序的根基。孔子本人也说：“孝慈，则忠”OMT为政可见他把“孝”作为忠于国家的前提，这样就把维护统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统一到维护宗法秩序的轨道上来了。《礼记·丧礼》曾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礼记·祭义》曾载：“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礼记·曲礼》也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可见仁是合同的，礼是别异的，用仁爱团结内部，用礼节区别嫡庶、长幼、尊卑。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国语·晋语》中也明确提出“爱亲之谓仁”。这些均说明仁爱始于爱亲，孔子的仁爱思想遵循“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原则，仁爱首先是爱“亲”。他认为只有亲近自己的亲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见“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也只有爱“亲”，仁爱才能在民众中推广开来，体现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可见孔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标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强调尊卑必分、长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乱”，促使人人安分守己，从而达到社会和谐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这一思想曾受到当时墨子“兼爱”思想的猛烈抨击。孔子行政伦理思想的宗法性还表现在《礼记·坊记》中曾托名孔子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君主，一个权力中心，这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就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孔子本人也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义”。还有孔子关于平民与小人的论述，如“小人学道则易使”、“唯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其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观点，这些除了是在继承原有的宗法等级观念基础之上对平民的蔑视之外，同时也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方法披上合理的伦理外衣。此外，孔子还主张延续“贵贱不懑”的等级制度，反对庶人议政，轻视生产劳动，过分强调尽孝、守孝和祭祀等。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针对孔子伦理思想的宗法性特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它，在当时被部分人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为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亚于洪水猛兽。”此批判虽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质的影响之深。

　　二、行政道德的修养上注重“实践”性
　　孔子行政伦理思想强调为政者“志于学、志于道”，把“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其处世准则，处处约之于“礼”，时刻不忘“克己复札”，视弘“道”和天下归“仁”为己任。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坚信“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追崇的“仁”和弘扬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诸“实践”(指为政者个人行政道德修养方面的践履、笃行)。孔子特别注重为政者的个人修养、主观践履，主张为政者应努力学习和加强自身修养，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政治国，出仕的宗旨是为了弘“道”、践“仁”和行“义”。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道”《泰伯》、“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微子、“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而且他强调对行政伦理和道德的认识应努力在为政治国的过程中自觉的躬行，认为只说不做、言行脱节、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虚伪，毫无实际的道德价值可言。体现于孔子所说：“君子耻于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孔子还提出了“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张，把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孔子虽把学与思作为重要的修养方法，提出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但他更强调学的重要性，不是将人引向智者的思辩，而是要求：“君子学而志其道”子路即通过学习把握“道”，修身养性以行其“道”，去推行他的济世抱负：“仁以为己任。”泰伯就连培养弟子的落脚点也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可见，孔子认为书读得再多，如排不上为政的用场，这样的学习是无用的。再有教育方法上也注重“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颜渊对孔子教育方法的评价也是“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述而可见孔子注重“行”，提倡“躬行君子”，反对夸夸其谈、阿谀奉承。认为这种人没有仁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子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他选拔人才的原则也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他要求的“士志于道”、“志于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均可见其反对消极避世，提倡积极用世，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执著态度去推行自己的济世主张。并进而提出了“杀身成仁”卫灵公的豪言壮语，既体现出愿为实现其道德原则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又把“仁”的意识落实到了行政实践上。在践行社会规范——“礼”上，他也要求为政者日日“克已复礼”，处处约之于“礼”，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礼”的轨道，使自己成为“立于礼”、“知礼”、“事礼”、“崇礼”的君子典范。从而奠定了他的“实践”性行政伦理思想。